天地之诚体现在大化流行中的有常，如四时代兴，万物生长的有序性。
儒家哲学不承认外在的绝对实体，不承认上帝存在，但是肯定圣人的价值和意义。客观地说，是天德，主观地说，是仁心，二者是完全合一的。
圣人同上帝的最大区别是，上帝是绝对实体，而圣人则是处在不断实现的过程之中。修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。所以他又说：此‘元者善之长也，斯所谓仁也。如前所引孟子的心之官则思，就是如此。这是为己之学，成己之学，修己之学。
儒家的心灵哲学则不是如此。四、心的情感意向性 儒家哲学十分重视心灵的情感意向活动，这同西方哲学理智化、心智化的主流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荀子对礼的实质有一个说法，即称情而立文[11]，此说法，乍一看与孔子讲文质彬彬、孟子讲恭敬与节文无不同，实则有很大差别。
礼治和法治都要归结到大人君子的人治，这也说明我们的传统中缺乏西方那样一种法制化的客观理性精神。礼可以说就是此宗教的形式层面的表现。虽然对人生而静的天性之善、恶未作规定，但提出性与后天的情、欲的这样一种区别有很大的理论意义，而通于伦理的乐也就不仅仅像荀子那样的文饰作用，所以《乐记》又说：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。这些外在形式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随时发生变化，形式在变，但形式本身则是不能不要的。
礼，作为一种交往形式，在任何社会中都仍然是必要的。张载的这两层意思，二程用一个理字加以概括，理既是天理，也是性理、心理乃至情理。
[36]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质文》。张载一方面把礼归结到超越的自然目的即天地之德上，他所讲的礼不仅仅是人之礼，尚有所谓天地之礼，所以说：礼不必皆出于人，至如无人，天地之礼自然而有，何假于人？[18] 又说：如天地自然，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。[48] 也是这种文饰作用，使人的欲望满足时不至于过恶、过乱，所以礼可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[49]。正因为荀子把人性的本质归结为恶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他比孔孟更重视礼乐本身形式的文饰、教化作用。
这种需要，既有善的一面，也有美的一面。[52] 这样一种祈祷并非向上下神祇祈求什么，而只是内心的自我诉求，此心之诚敬自可表诸天地，质诸鬼神。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礼都要涉及礼与法的关系问题，大致上讲，礼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，法则是辅助手段。孔子关于祭祀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就是要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[50]。
但事实上能否真正感格则是不能也不必计较的，只要尽己之诚心诚意就足够了。因此朱熹在批评世俗人烧香求神祷告的行为时说：天只在我，更祷个什么？一身之中，凡思虑运动，无非是天。
这里体现了一种人格美，现在我们也使用这一说法。天地祭祀是天子的事情，以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[27]《语录下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3。礼与宗教联系最为密切的部分当然是丧礼、祭礼，特别是祭礼。但礼乐文化是否也只能成为历史陈迹呢？这一点并不尽然，因为它在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中有着不容忽略的作用。一般说来，孟子对于礼乐直接论述的地方比较少，但孟子对礼乐制度并非不重视，这也贯穿于其理想的政治制度中。[8] 尽管在质中体现的是原始、质朴的野人的一面，但因为它更符合礼的内在精神，所以二者择其一时，孔子选择了先进。这是从本质上直接落实礼。
礼落实在社会制度层面上，有周公制礼作乐这样一个说法，主要是指宗法制度的确立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落，维系这一制度的核心被动摇，出现了孔子所谓的礼坏乐崩的局面。
这就是在诚敬中对情感的一种寄托、一种诉求，这当然是宗教情怀的体现。礼作为政治制度的时代已经基本成为过去，姑不论其功过，作一个历史性的考察还是非常必要的，毕竟它曾经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。
宋儒以气讲鬼神，与世俗语言中的鬼神意义并不相同。说它是人文主义的，是说它不是要脱离现世人生来寻求人的终极关怀的解决，而是要在人伦日用中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，这里，就体现出来一种宗教情怀。
[37] 理学家所做的更多的工作则是自下而上地在社会制度层面推行礼制，如乡约、教规、家礼等。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并未见实施，不过以礼乐治国在他的学生中倒确实有实行的。孟子比孔子更强调对君的要求，如果君不能遵循为君之道，行为君之礼，那么，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一夫、独夫，而不可谓之君。在古与今这个问题上，理学家并非食古不化，譬如二程重视礼之时为大的精神，朱熹则更直接说：居今而欲行古礼，亦恐情文不相称，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对礼乐的内在精神也有一个说法。音直接生于人心之情，而乐则是通伦理的。
祭祀的范围非常广泛，由天地、山川鬼神乃至人的祖先。所以说：若夫断之续之，博之浅之，益之损之，类之尽之，盛之美之，使本末终始，莫不顺比，足以为万世则，则是礼也。
再如祭祀之礼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[5]，这就是要在祭祀中表现一种庄严肃穆的精神，如果心不在焉，那和不祭祀又有什么区别呢。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已经成为过去，不论其历史功过如何，都已成为历史陈迹。
[26]《语录下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3。冯友兰先生曾一再提起《中庸》的一句话极高明而道中庸来概括儒学的内在精神，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明儒学作为宗教的特征，而冯先生本人在晚年也确实对宗教问题非常关注。[55] 这个说法并不能过于简单地去理解，因为朱熹说这句话是反驳他的学生关于祭祀只是当如此致敬，未必有此神的说法的。孔子有一个理想，就是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——吾其为东周乎。
如他的学生子游作武城宰，孔子至而闻弦歌之声，曾与子游开玩笑说：割鸡焉用牛刀。《论语》中《乡党》一章专门对孔子衣食住行所遵循的礼节有详细记载，其中自可体会到一颗恭敬、真诚的心。
荀子因以人性为恶，故对礼乐之教化也最为重视。孔子对理想的政治制度有这样一个设想，即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[30]。
社会必须走上法制化道路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先秦儒者从文的方面来讲礼，谈的就是礼之形式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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